你很友善。你很无奈

前几天接到8tv《凡是两极话》的电话，邀请我今天上节目聊治安课题。制作人育冰说现场会有一名警察代表，我兴奋极了。

在化妆间遇到武吉安曼刑事调查组警监王清兰的时候，打了招呼后对方的第一句话，是用一种感慨的口吻说：“我也是受害者啊。”

噢，那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无奈啊。这让我想起公寓遭破门行窃报警时，那位很友善很有耐性的警察叔叔对我说的话。那也是带着感慨的语调：“很多这样的情况啊。”

我其实不知道当一个很友善的警察对我用这种口吻说话时我应该如何反应。即使过了那么多年。即使当我看见两个撬坏我家大门的贼从我家门走出来还对我说：“进去静静坐着。”的时候，我都知道我该如何反应：我要镇定、我绝对不能进屋子、我要往后退但是视线绝对不能远离他们、我要看他们手上那8吋的螺丝起子是否会变成攻击我的武器、我要确保自己能有逃生的路线、我要让他们有一个离开的空间….

是，在那应该慌张失措的10秒内，我竟然都知道该如何反应。对警察的无奈，我却不懂应该如何反应。

我是不是该安慰他说：“是啊。顺其自然吧。” 还是给他同理说：“匪徒真的比警察厉害噢。” 或许该英勇的告诉他：“不怕。我会想尽办法保护你的。”….. 咦，这好像应该是警察对我说的，不是吗？

王警监说他们很努力也坚持警察以服务客户的精神来服务人民。她拿出一个三角图说罪案的发生有三个导因，其一：匪徒的犯罪念头是我们无法克服的。她拿出国际和平指数的数据说我国的治安全球排名19，全东南亚排名第一，比新加坡优秀。她说对于我们的缺乏安全感，警方投入了资源提供受害者个别的辅导服务。她说警察依据治安亮红的报案数据增加巡逻防范罪案。她说警察真的很努力。

只是，警察不是要把我们当成客户友善对待，而必须将我们当成小孩小心保护。再多让你显得友善亲民的公关活动，不会让我觉得安全。我们期盼的是你的睿智与勇敢，你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那才是会让社会平静的啊。

只是，匪徒是相信自己能逍遥法外才会为非作歹的。警方的破案效率高，犯罪念头就会随之消失啊。

只是，用指数证明新加坡的治安比我们更坏就是警方的盲点啊。我们其实不在乎用多少百个统计数字或世界公认的方程式计算出把我们列为东南亚治安最好的指数；我们只希望走在街上，能感到安全。治安不是数字、不是指数。治安是一种安全感。

只是，我觉得不安全，不是媒体告诉我的。不是面子书说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家人的经历。我朋友的经历。我朋友的朋友的经历。我家人的朋友的经历。我同事的经历。我老同学的经历。我小学老师的经历。我旧情人的经历….. 当我认识的所有人就算不曾自己经历也曾有朋友经历而拥有了这种共同体验时，我们感到无力。我们感到悲伤。我们感到不安全。辅导….不外就是亡羊补牢啊。

我们今天在节目谈治安课题，不是为了要讨伐警方。警察没有导致治安不靖，可是我们除了警察就无人可靠了。

我知道警察很努力。但是请你们更努力。

我希望你不要再很友善既无奈对我说：“我也没办法啊。”

我期待你自信勇敢的拍我的肩膀说：“别担心。有我在。”

无。无和辜。辜

“熊猫外交”是中国赠送熊猫的外交手法。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行。

环顾历史，中国曾经进行“熊猫外交”的对象包括有：苏联、朝鲜、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墨西哥、台湾、香港、澳门。但是，这些都是中国“赠送”熊猫的对象，非租借。80年代世界各地掀起熊猫热，中国开始以商业租借的方式推销熊猫，引起争论与非议。90年代停止商业租借，而转以“合作研究”的计划将熊猫运出国。

中国人是全世界公认的精明生意人。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在有关计划下，中国将一对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送至其他国家进行为期10年的合作研究，中国派出技术人员与该国共同进行对大熊猫的研究工作，该国每年付给中国100万美元（317万令吉），10年总共支付1000万美元（3170万令吉）。

看来这个“联合计划”并不受落。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目前只有4只“合作研究计划”熊猫，一对在美国，一对在泰国；而新加坡国家动物园在今年内会加入行列。看来，也不难了解为何我国一向中国献意要借熊猫，人家就爽快答应。那是4月1日首相访华时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两个月后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在电视台说已经成事，并声称中国在处理我国的申请“比其他国家还快”。

到目前为止，官方没有说明我们“惠借熊猫”是否就是年租100万美元的“合作计划”。难不成中方有特别优惠让我国豁免租借费？只是，左看右看也不太看得出来豁免的基础是什么。若然不谈租借费，大马动物协会主席向媒体透露，建设熊猫专区需要200万令吉，而每个月的管理费预计将高达50到70万令吉。也就是说熊猫在这里的十年，不包括租借费就得花上8400万令吉。

单单这一笔费用，就不难解释为何国内出现了冷嘲热讽及反对的声浪。然而黄家定在电视访问里说明，惠借熊猫没有政治考量。也就是你们反对还是赞成，喜欢还是讨厌都不重要。那么一定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吧？

若以合作研究为基础，我国是否能从熊猫研究计划中得到宝贵的动物保育知识会是关键。我国境内的野生动物种都属热带雨林动物，熊猫是温带动物，看来学术研究的直接关联有待商榷。要如何评断这至少接近1亿2000万令吉的投资是否合理？

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马来西亚急需资金以保护本土的濒临绝种物种，如马来亚虎、海龟、人猿及苏门答腊犀牛。这项投资如果放在保育本土动物的研究，更为实际。

专人说的话，好像很有理。

那么在旅游收入方面一定能有很可观的收入能平衡这支出。惟熊猫将安置在布城的湿地公园，那是一座免费公园。但是，如果熊猫馆有入门收费，票价以国家动物园为标准，假设有同样的人流量，以2011年的国家动物园大约1200万令吉的门票收入为标准，10年会有1亿2000万收入。虽然没有大盈利，但至少平衡了啊！

只是，国家动物园有469种动物，动物数量高达6097只。熊猫馆只有1种动物，动物数量：2只。即使生宝宝，也要归还给中国。而且，要支撑10年呢…..  以上推算，似乎不切实际。

说来奇怪，人家租借熊猫，都安顿在运作方便资源集中的动物园，我们为何关进湿地啊？

无论如何，两只漂洋过海舟车劳顿的熊猫，是无辜的。它们来了，我们还是要热情欢迎一下。

咦？不如就叫“无无”和“辜辜”吧！

一个都不能有。

国安部部长希山说如果428当天的1万4千名警员有140位行为不当，也只不过占总警员的1％。更何况当天只有两三个警员动粗。

这话说的是：政府承认428当天有过分动用武力的警察。政府认为警队若有1％的害群之马，并不为过。人民不该紧张兮兮。

马来西亚警队共有9万3千名警员。当中若有1%会失控的警察，就是说全国各地有930个，拥有权力随时以执法为由动武、合法拥有并随身携带真枪实弹的致命武器、在紧张状态下情绪会失控并无法自律的人在我们之中穿梭。希山先生，请问你，我有害怕的理由吗？

我平均一个星期会有两到三次和警察打交道的机会，一般都是在深夜当班回家路上的警察路障和他们相会，一年平均就会遇上他们156次。如果他们之中有1%失控的可能性，我一年就有可能被警察莫名其妙殴打1.5次。希山先生，请问你，我有投诉的道理吗？

警察是人民的朋友。他们是保持治安，保护我们的大哥哥。他们穿上制服，就拥有人民的信任。不要说1%、或两三个会失控的个案，作为执法单位，1个有问题的成员都不能被容许。

一。个。都。不。能。有。

503不是为了428

原意以和平静坐作为出发点的428集会，最后在警民对峙的紧张气氛中落幕。一如709集会，落幕后网络的新闻讯息与主流媒体讯息呈现出两种几乎绝然不同的画面，让没有亲临现场的朋友们混淆。

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主流媒体一方面无法摆脱出版执照的牵绊，另一方面则要坚守公平公正与平衡的基本新闻守则。有出席集会的网民，在面子书、推特、微博除了讨伐警方当天令人遗憾的粗暴作风，也有不少对主流媒体的报道角度提出抗议。

集会结束后不到一周就是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媒体人对于警方在集会里粗暴对待记者的个案提出抗议，并发起穿黑衣带黄丝带的行动。部分网友则由于不满主流媒体的428集会报道而不买帐。他们不少都是支持净选盟与反莱纳斯诉求的中坚份子。并提出主流媒体为生计自甘堕落的说法。

警员暴力对待新闻从业员，实为限制新闻自由意识形态的表现。无论是因为担忧媒体手握破坏警方形象的照片，成为把柄，又或是媒体刊登后被断章取义，影响警队正直的形象；警队会有如此表现，显示对媒体与新闻自由的不尊重。估且不谈警员的行为是否是依据指示行事，这肯定是政府常年在控管媒体手法的后遗症。

穿黑衣带黄丝带的抗议行动，意义绝对不止于抗议428的暴力行为。任何压制新闻自由的行动，企图影响媒体报道新闻的角度与方式，都是否定新闻自由的意识形态暴力。即使有者认为或怀疑主流媒体有自我设限的可能性，也是基于制度的长期打压，媒体人因而被教育成将新闻过滤视合理化的概念。

5月3日这一天，政府没有任何官方动作，显然不重视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深渊意义。总警长在记者发出有关503媒体的抗议行动时，选择避而不谈。政府漠视新闻自由的态度，显然已经形成风气，导致国人不尊重新闻从业员，也不重视新闻自由。

503穿黑衣带黄丝带行动，是国人对新闻自由渴望的表现，而非只是媒体人反对428被暴力对待的呼喊。民众和媒体都应该善用这个机会，提高国内的新闻自由意识。如果媒体503的行动只是为了当局为428的不当行为的一个道歉，就太令人失望了。

民主的模样。

黄潮绿潮大联盟，以公义为名，决定4月28日在独立广场静坐集会。Bersih3.0和Hijau3.0在网上引起许多网友的关注，大家都热烈讨论并响应出席。尤其是由于各种因素错过去年709净选盟游行的朋友，终于逮到机会和大家一起上街高呼自己心里的不忿。

有者认为，那么频密的集会游行相当累人。有人质疑，响应集会的民众是抱着一种参加嘉年华的心情与会，根本不了解背后的意义。有些说法，则是认为热烈响应是基于一种为反对而反对的激情。也有者怀疑，黄潮与绿潮各有不同的诉求，两潮合一会模糊焦点；甚至沦为在野阵线的政治工具。

无论如何，这些质疑的声音都有其基础，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一点，和平集会会成为各方诉求的造势方案，和对民主制度的了解与执行偏差息息相关。

民主制度所实行的少数服从多数制度，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达到公义平衡。然而，这是建立在尊重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而非否定少数人意见的理论。令人惋惜的是，我国领袖则以民主之名漠视少数声音，否定少数派的权益，甚至阻止少数派发声。

最近国会针对选举改革特委会报告的辩论时，三名身为选举改革特委会成员的国会议员修案动议，要求在国会的报告中加上少数意见。国会议长班迪卡以国会议程没有没有所谓的“少数意见”为由，竟然拒绝接受。引起下议院一阵哗然。

早前，波各先那国会议员在国会针对新公务员薪金制度被腰斩，向首相追问36名首要公务员已经被批准的退休计划受影响该如何处置时，首相以对方“只为36名公务员斗争，政府则是为120万名公务员斗争”为由拒绝回答提问，直接否定了少数派的权益与意见的存在价值。

这，不是民主该有的模样。所以，民主被逼走上街头。

当大家在高呼口号喊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高呼不只是要让某人听到，也要让自己听到；让每一个人都听到背后的意义。

今天为你制造不安的领袖往后有可能跟你站在同一阵线，今天跟你并肩的阵线也有可能是你往后无法认可的领袖。因为这制度所吸引的领袖，许多都以己利为先。

公益与正义的醒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制度上腐败根深蒂固的程度，也许让我们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到彻底的改变。

这个醒觉，我们是唤给未来的领袖听的。唤给那个昨天才张开眼睛看世界的未来领袖。只要坚持就有希望。无论在多远的未来。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黑钱。光天化日洗

大哥将大选日期视为“商业机密”，并且公开表示必须在全国各地审核，看看是否“感觉良好”才能作出决定。而这所谓的“感觉”，关乎的是目前政府是实行的政策是否得到民众支持。换句话说，是要看一看在朝的是否成功在民间营造好感，继而再把票投给国阵，才决定大选日期。

与其不说这三年来施政的成绩，但就这一番谈话，我心里冷了大半截。

我曾经在这个专栏提及，我国的没有固定大选日期锁造成的困扰。历届领导都以“灵感”决定日期。虽然大家都知道背后的原因，就是以自家的胜算为主要考虑因素；然而只所有会有“灵感”的说法，是因为这些领袖都尊敬民主制度。

在民主投票制度中，各方都应该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为自己的政治理念宣传是一回事，然而利用自己在朝的优势营造不公平的投票氛围，那是小人作为。即使民间一直都对于在朝党这样的作风不慎满意，可是在朝阵营从来不敢当面承认自己尝试利用执政优势左右民主选举的议程。

历届领袖用“灵感”作为借口，是为了保持最民主制度的表面尊重。即使是在选前大派“糖果”，也从来不承认这是为了选举造势。这也是为了保持表面的尊重。至少，他们原则上了解，那时错误的。

到底说这话是因为无知，还是无人？无知，就是不了解。不了解民主制度的公平平台原则。然而以他从政40年的经验，在政坛里阅人无数，怎么会对民主制不了解呢？无人，是目中无人。即使明白民主的意义，却觉得那是有必要遵从的。这也跟他从政40年，从以老爸离世后留下的同情分获胜，到顺理成章的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历程，手下无敌的姿态，并在一党独大的旗帜下纵横政坛；那些原本暗里做的事情，已经逐渐的变成理所当然的招数。

大哥的坦荡荡令人错愕。从之前充满贿选意味的“你帮我，我就帮你”说法，到现在的“感觉良好就大选”的谈话，一再显现了他对于民主进程的不了解，或不尊重。我担忧的，不是在朝党因此失势，而是我们的民主进程因此而无法前进。

他还说，政治家看长远，政客看下一届大选。他则是综合体。至于比例多少，从以上谈话大家心里有数吧。

当洗黑变光天化日的例常公事，还有人嫌钱黑吗？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夫人。谁第一？

首相夫人目前获澳洲科廷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由于一些非议的声音，让这看来能为大马人脸上添几分光的事情，成了让国人脸红的国际新闻。

星期四开始，科廷大学官方面子书出现了大量网友的留言，质疑大学当局草率颁布荣誉博士学位。大家主要的论点有两个：

1）在校方发出的媒体文告中，首相夫人被称为马来西亚“第一夫人”。网友认为马来西亚第一夫人实属我国最高元首后，而非首相夫人。网友觉得校方有对国家元首后不敬之嫌。

2）网友认为论学识或社会贡献，首相夫人尚未符合有关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基本资格。怀疑校方有接受以金钱或其他条件换取荣誉博士学位的做法。

留言的网友绝大部分是大马人，有者以调侃的方式讽刺校方，有者希望大学撤回有关荣誉博士学位以保声誉。当中还有不少是该大学毕业生。有校友甚至贴上被撕碎的科廷大学文凭照片，更有人上传烧毁文凭的视频，以示不满。

校方在同一天就正式回应。校方是以首相夫人成立并带动Permata学前教育机构的社会贡献作为颁布荣誉博士的基础。然而网友没有因此息怒，更称Permata学前教育机构是一个政府机构，是以纳税人的钱成立运作的，首相夫人不该凭此获得荣誉。

而有关“第一夫人”的称呼，校方则将不会继续以“第一夫人”称呼首相夫人。校方声称接受使用“第一夫人”的称号已经触犯某些人，就此道歉，并将重新发布已更改这个字眼的媒体声明。

第一夫人的称号始于美国，然而这不是一个官方头衔。世界上第一个被称为第一夫人的，是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的夫人。1849年，在泰勒夫人葬礼上，泰勒在颂词里亲昵的称她为“第一夫人”。那被视为一种追思的荣耀。直到1860年，美国才有正式的“第一夫人”称呼。有趣的是，第一个用上“第一夫人”称呼的不是总统的太太，而是总统的侄女。美国第15任总统詹姆斯·布坎南是一个单身汉，他的侄女在白宫内执行传统上由总统夫人进行的职务，由于无法以总统夫人称呼，因而被冠上白宫“第一夫人”的称号。此后，总统夫人就自动被称为“第一夫人”，而这个传统也渐渐用于世界各地的国家领袖夫人身上。

后来，“第一夫人”或“First Lady”的称呼也不再局限于一国之首或领袖夫人。在人道与慈善领域有优越表现或领导地位的女性，往往都会被冠上“第一夫人”的称号。然而，无论在任何情况，绝少有人为自己冠上有关称呼。“第一夫人”的称呼，一般上都是因为民间的爱戴而给以的。

大马历届首相夫人，都扮演着亲善大使的角色。过去无论是媒体或官方活动，首相夫人仅以“首相夫人”作为称呼；而国家最高元首的太座，以仅以“元首后”称呼。基本上“第一夫人”的称号，在大马是用不上。在2010年8月，首相夫人带动发起了《世界第一夫人高峰会》，根据报道，世界各地有15位包括大马首相夫人在内的第一夫人、6位夫人代理及21位女性部长出席。从此以后，我们开始在首相夫人出现的场合发现有人给以她“第一夫人”尊称。

科廷大学这一回在其媒体声明中用上了“第一夫人”称呼，却引起里那么大的风波，到底是“网路暴民”的“暴力作为”，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马民间对首相夫人的态度？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信任，是一种选择。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是一种缘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却是一种选择。

我们对于陌生人很少自动投以信任，然而只要对方示出善意，信任就开始在逐步累积中。两个人可以从陌生到熟悉，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对他投以几分信任，放下几分防备。

信任有时候需要逐步累积。尤其是原来对对方的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都以对方是否有办法兑现自己的诺言作为投以信任的标准。可以是很小的事情，小致他是否守时，都可以是标准。每一步，都左右着我们的选择。

信任可以建立得很快，当对方给你的感觉良好，有时候更无需条件，你已经投以百分百信任。这种信任，可能因为别无选择，更多时候是你选择相信直觉。它，依然是一种选择。

信任的消失，也分为慢性与急性的。

慢性消失的信任，一般是因为一些因素，彼此逐渐疏远。当彼此对对方的生活少了了解，对彼此的个性转变无法掌握，由于对彼此再也无法捉摸，为免投以的信任被辜负，我们都会选择回收信任；直到有更巩固的理由重新累积信任。

然而，无论是慢慢累积的信任，还是快速建立的信任，都也可以瓦解得很快。尤其是当对方已经达到了你没有原因选择不信任他的时候，却只需要一个小事情，多年累积的信任可能就会在一夜之间彻底消失。即使是小谎言，只要那足以让人心痛、失望，就足于摧毁最深厚的信任。因为当我们被伤害以后，最不愿意承受的就是二度、三度、四度伤害。于是为了自我保护，我们会选择不信任。

信任消失以后，要重新建立，比从零开始建立信任的难度来得更加高。我们在潜意识里会把所有过去的经验累积存档，对于原本投以信任的对象，我们会选择批入黑名单。无论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逃避，这种选择在我们的情绪功能里是无法删除的。那是自动选项。

一直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对方从黑名单里删除。

这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因素。无论对方付出多少、说多少好话、给多少甜头、都必须要有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是无法量化的。它的名字，叫“诚意”。

诚意要如何定义？当你感觉到对方的悔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正感到惭愧、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彻底忏悔，一般上就会是诚意的起点。

这，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定律。而，一个政府与他的人民之间的互动，也不外就是这般道理。

人民选择不信任，因为伤害依然在。因为诚意还欠缺。如此而已。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发红包。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红包习俗。马来西亚华人一般的习惯都是把发红包作为成家以后的动作，而香港人的习俗则是凡有赚钱能力的朋友， 无论结婚与否，都有发红包的义务。

最近在电台节目里聊起了这个课题，到底那一个做法比较值得推崇。

其实红包的原意是压岁。这个传统始于父母亲为孩子压岁，在除夕夜将红包压在孩子的枕头下，压过了那一晚就是一年，就压过了一岁。而孩子在除夕也也有为父母守岁的习俗，除夕晚上不睡觉，为父母守过了那一晚就是一年，就守过了一岁。意义总是在为自己的至亲祝愿祈福。然而后来为何压岁钱变成了发红包的习俗，相信就该是本着为小孩祝愿，为长辈祈福的心情。大家的经济能力较好了，那么就不只为自己的至亲祝福，而将福报扩大到身边的朋友们。

与其不追究为何分发红包的资格在不同区域会有不同标准，然而以现代城市人普遍迟婚的现象看来，派红包这回事可能会渐渐变成中年后才能做的事情。也许一定程度上是和情理了。由于通货膨胀与生活压力，一个单身的城市人，在初踏入社会，要养活自己可能都成问题。80后的许多年轻人，许多虽然工作了，却还得以来父母的供养才能过得较舒服。春节还得发红包，必定会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那最后，这个压力就会落在他们的父母身上了。

以目前城市家庭都由双收入的趋势看来，除了新婚的第一个春节，结婚后两人只需要发一个红包，准备红包钱的压力相对减少。加上孩子同时候也会收到亲戚朋友的分发的红包，其实就等同于间接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了压岁钱。于是，分发红包这回事成了与为自己的孩子祝愿祈福有相同的意义，没有乖离传统上压岁钱的本意。

当然，有能力的朋友们无论是单身或已婚，若然有发红包为朋友祝愿的心，也不外是件好事。然而如果那成为了一种义务，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压力，间接造成年轻人避年，对春节失去热忱的现象。

我倒觉得分发红包的对象这回事值得检讨一下。不该以“未结婚”就应该得到红包作为标准。应该以“未有赚钱能力”作为准则。你们说呢？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夜车。

由于一个星期在电台主持两个晚上的深夜节目，常常必须在深夜独自一人开车回家。我其实相当享受在通畅无阻的城市公路上开车。少了繁忙时间的阻塞。也同时少了烈日下的高温折腾。

然而在深夜的城市公路开车，其实有好几个情况，会让人心惊胆跳的。

不止一次听说有人在夜里针对开车人士进行抢劫。手法有很多种，包括匪徒以撞击夜行车辆的方式制造假车祸，当司机停下看个究竟的时候，就掏出武器抢走财物车子。于是我常常提醒自己，除非车子被撞得无法行驶，在任何情况下发生车祸，都不要停车或下车；应该选择将车子开到最接近的警察局，马上备案。

另外担心的就是飞车党。深夜空气凉爽，许多骑着摩托的飞车党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在公路上飞驰。他们要寻找的是刺激与快感，人烟稀少的夜间公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然而不知道何时开始，速度已经无法满足他们，如果在公路上看见其他汽车，他们总会故意靠近，对深夜驾驶人士高声呼啸，有时候还会往车镜撒水与垃圾挑衅对方。

遇到飞车党，我唯有提醒自己保持冷静，不做出反击或冲动的回应动作。保持耐性很重要，不加速也不要显得慌张。飞车党很多时候是年少轻狂，不一定有刻意伤害他人的念头，一般觉得挑衅无效，会自讨没趣的离开。当然如果附近就有警察局或公寓警卫亭，也应该选择开进这些场地。于是，我尽量选择较多车子的路线，以避免让自己在公路上落单而轻易的成为飞车党的目标。

在深夜遇上交通灯其实是蛮令人懊恼的事情。如果遇上红灯，我自然会停下。但是当望后镜出现摩托车，心里就会有点紧张。破镜掠夺匪往往就会趁机会砸破你的车镜，企图抢走你车座里的财务。最轻易

的目标就是我的小公事包。友人曾经被强匪用重石头由驾驶座位车镜砸破车窗，然后探头进车子夺走放在乘客座位下方的公事包。当时候石头砸破车镜后直接压在友人手上，导致手骨多处骨折，在医院趟了一个星期。

如果遇上绿灯，我自然会继续行驶。然而开出路口的同时，心里还是会紧张。深夜开车的人，仿佛都有闯红灯的冲动。无论是为了躲避可能出现的砸镜攫夺匪；还是因为看见路上空无一车，没有耐心等待红灯转绿而选择继续往前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威胁。我不知道会不会就在同一个路口遇上将夜间的公路视为己有的司机。除了放慢车速，其实我只能无可奈何的听天由命。

前面几个忧虑，也许我们能将问题归咎于世风日下治安败坏。然而最后一项，我想是每一个驾驶人士都应该可以主动改变的情况。下一回，你在深夜空无一车的公路上遇上红灯，踩油门前进的时候，即使没有导致任何祸害，请你想一想，你制造的是大于一场车祸的祸害——你制造了千万个驾驶人士的恐惧。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