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无和辜。辜

“熊猫外交”是中国赠送熊猫的外交手法。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行。

环顾历史,中国曾经进行“熊猫外交”的对象包括有:苏联、朝鲜、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墨西哥、台湾、香港、澳门。但是,这些都是中国“赠送”熊猫的对象,非租借。80年代世界各地掀起熊猫热,中国开始以商业租借的方式推销熊猫,引起争论与非议。90年代停止商业租借,而转以“合作研究”的计划将熊猫运出国。

中国人是全世界公认的精明生意人。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在有关计划下,中国将一对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送至其他国家进行为期10年的合作研究,中国派出技术人员与该国共同进行对大熊猫的研究工作,该国每年付给中国100万美元(317万令吉),10年总共支付1000万美元(3170万令吉)。

看来这个“联合计划”并不受落。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目前只有4只“合作研究计划”熊猫,一对在美国,一对在泰国;而新加坡国家动物园在今年内会加入行列。看来,也不难了解为何我国一向中国献意要借熊猫,人家就爽快答应。那是4月1日首相访华时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两个月后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在电视台说已经成事,并声称中国在处理我国的申请“比其他国家还快”。

到目前为止,官方没有说明我们“惠借熊猫”是否就是年租100万美元的“合作计划”。难不成中方有特别优惠让我国豁免租借费?只是,左看右看也不太看得出来豁免的基础是什么。若然不谈租借费,大马动物协会主席向媒体透露,建设熊猫专区需要200万令吉,而每个月的管理费预计将高达50到70万令吉。也就是说熊猫在这里的十年,不包括租借费就得花上8400万令吉。

单单这一笔费用,就不难解释为何国内出现了冷嘲热讽及反对的声浪。然而黄家定在电视访问里说明,惠借熊猫没有政治考量。也就是你们反对还是赞成,喜欢还是讨厌都不重要。那么一定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吧?

若以合作研究为基础,我国是否能从熊猫研究计划中得到宝贵的动物保育知识会是关键。我国境内的野生动物种都属热带雨林动物,熊猫是温带动物,看来学术研究的直接关联有待商榷。要如何评断这至少接近1亿2000万令吉的投资是否合理?

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马来西亚急需资金以保护本土的濒临绝种物种,如马来亚虎、海龟、人猿及苏门答腊犀牛。这项投资如果放在保育本土动物的研究,更为实际。

专人说的话,好像很有理。

那么在旅游收入方面一定能有很可观的收入能平衡这支出。惟熊猫将安置在布城的湿地公园,那是一座免费公园。但是,如果熊猫馆有入门收费,票价以国家动物园为标准,假设有同样的人流量,以2011年的国家动物园大约1200万令吉的门票收入为标准,10年会有1亿2000万收入。虽然没有大盈利,但至少平衡了啊!

只是,国家动物园有469种动物,动物数量高达6097只。熊猫馆只有1种动物,动物数量:2只。即使生宝宝,也要归还给中国。而且,要支撑10年呢…..  以上推算,似乎不切实际。

说来奇怪,人家租借熊猫,都安顿在运作方便资源集中的动物园,我们为何关进湿地啊?

无论如何,两只漂洋过海舟车劳顿的熊猫,是无辜的。它们来了,我们还是要热情欢迎一下。

咦?不如就叫“无无”和“辜辜”吧!

不关乎。爱国

近期似乎有好多朋友决定往国外发展。无论是来自专业领域,如会计师、律师、医生、工程师,或创意领域,如文字工作者、音乐人、平面设计师等,大家都在这几年动起移民的念头,而且很快的就付诸行动。

我必须先声明,我不认为移民或往国外发展是不爱国、不懂感恩或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会叫做“叛国”的行为。国籍本来就是一个无聊的制度。国界原来就是没必要的分野。更甭说种族与宗教的归类,我从来不觉得这样刻意将人类分为不同群体是健康的事情。人类在生理上的结构就已经有男女性别之分,在基因里就已经有肤色外形的差异,任何用文化、宗教、国籍等自我注解的分类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这一篇文章不是为了谈若是爱国就不应该移民这类论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国界没有设限的在任何地方找到发挥的机会。只是,我忍不住还是觉得遗憾的,是这些往外跑的朋友,都是“有想法的人”。

“有想法的人”对我来说,就是能够看破现有格局、对事情的了解能够更深入、对自己的专业有要求、对别人的态度有影响的人。无论在任何一个领域,若然一个社会要取得进步,都必须有这些“有想法的人”的存在。无论他们是在引导,又或是默默耕耘,有想法的人总能够散发感染力,让环境与格局有改变,有进步。

在一个保守与古板的社会里,“有想法的人”往往所面对的困境会是无所发挥或极度孤独。大环境的格局所给以的限制可能大过于这些零散存在的人所能突破的。于是出走的念头会产生也的确是自然心态,不足为奇。

国家鼓励人才回流的政策对这些人来说,其实并不会奏效。他们希望得到的不只是金钱上的回报或工作上的保障,而是一种认同与肯定。“有想法的人”希望能够发挥影响力、试探并加以实践自己的理想,开创一个新格局。这些人,才是真正引领社会进步的要员。

他们都失望的要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心理想的不是:“我要更好的未来”,而是沮丧的感慨:“这里呆不下去”。

我唯一希望的是这些收拾包袱出走的朋友,给自己多一个思考的角度:你呆下,可能成就不了你自己,但是你可以成就下一个有想法的人。只要现在有多一些像你一样的人坚持一下,咬紧牙根让这个社会看到改变的希望、接受格局的突破、尝试包容创意、也许它就会跨前一步。那么下一代就不必有你这样的感慨。然而,如果你们都走了,谁来为这个社会思考呢?

当然,我没有资格要你放弃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未来,我只是希望我们为下一代,更努力一点点,再坚持一下下。

民主的模样。

黄潮绿潮大联盟,以公义为名,决定4月28日在独立广场静坐集会。Bersih3.0和Hijau3.0在网上引起许多网友的关注,大家都热烈讨论并响应出席。尤其是由于各种因素错过去年709净选盟游行的朋友,终于逮到机会和大家一起上街高呼自己心里的不忿。

有者认为,那么频密的集会游行相当累人。有人质疑,响应集会的民众是抱着一种参加嘉年华的心情与会,根本不了解背后的意义。有些说法,则是认为热烈响应是基于一种为反对而反对的激情。也有者怀疑,黄潮与绿潮各有不同的诉求,两潮合一会模糊焦点;甚至沦为在野阵线的政治工具。

无论如何,这些质疑的声音都有其基础,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一点,和平集会会成为各方诉求的造势方案,和对民主制度的了解与执行偏差息息相关。

民主制度所实行的少数服从多数制度,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达到公义平衡。然而,这是建立在尊重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而非否定少数人意见的理论。令人惋惜的是,我国领袖则以民主之名漠视少数声音,否定少数派的权益,甚至阻止少数派发声。

最近国会针对选举改革特委会报告的辩论时,三名身为选举改革特委会成员的国会议员修案动议,要求在国会的报告中加上少数意见。国会议长班迪卡以国会议程没有没有所谓的“少数意见”为由,竟然拒绝接受。引起下议院一阵哗然。

早前,波各先那国会议员在国会针对新公务员薪金制度被腰斩,向首相追问36名首要公务员已经被批准的退休计划受影响该如何处置时,首相以对方“只为36名公务员斗争,政府则是为120万名公务员斗争”为由拒绝回答提问,直接否定了少数派的权益与意见的存在价值。

这,不是民主该有的模样。所以,民主被逼走上街头。

当大家在高呼口号喊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高呼不只是要让某人听到,也要让自己听到;让每一个人都听到背后的意义。

今天为你制造不安的领袖往后有可能跟你站在同一阵线,今天跟你并肩的阵线也有可能是你往后无法认可的领袖。因为这制度所吸引的领袖,许多都以己利为先。

公益与正义的醒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制度上腐败根深蒂固的程度,也许让我们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到彻底的改变。

这个醒觉,我们是唤给未来的领袖听的。唤给那个昨天才张开眼睛看世界的未来领袖。只要坚持就有希望。无论在多远的未来。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黑钱。光天化日洗

大哥将大选日期视为“商业机密”,并且公开表示必须在全国各地审核,看看是否“感觉良好”才能作出决定。而这所谓的“感觉”,关乎的是目前政府是实行的政策是否得到民众支持。换句话说,是要看一看在朝的是否成功在民间营造好感,继而再把票投给国阵,才决定大选日期。

与其不说这三年来施政的成绩,但就这一番谈话,我心里冷了大半截。

我曾经在这个专栏提及,我国的没有固定大选日期锁造成的困扰。历届领导都以“灵感”决定日期。虽然大家都知道背后的原因,就是以自家的胜算为主要考虑因素;然而只所有会有“灵感”的说法,是因为这些领袖都尊敬民主制度。

在民主投票制度中,各方都应该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为自己的政治理念宣传是一回事,然而利用自己在朝的优势营造不公平的投票氛围,那是小人作为。即使民间一直都对于在朝党这样的作风不慎满意,可是在朝阵营从来不敢当面承认自己尝试利用执政优势左右民主选举的议程。

历届领袖用“灵感”作为借口,是为了保持最民主制度的表面尊重。即使是在选前大派“糖果”,也从来不承认这是为了选举造势。这也是为了保持表面的尊重。至少,他们原则上了解,那时错误的。

到底说这话是因为无知,还是无人?无知,就是不了解。不了解民主制度的公平平台原则。然而以他从政40年的经验,在政坛里阅人无数,怎么会对民主制不了解呢?无人,是目中无人。即使明白民主的意义,却觉得那是有必要遵从的。这也跟他从政40年,从以老爸离世后留下的同情分获胜,到顺理成章的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历程,手下无敌的姿态,并在一党独大的旗帜下纵横政坛;那些原本暗里做的事情,已经逐渐的变成理所当然的招数。

大哥的坦荡荡令人错愕。从之前充满贿选意味的“你帮我,我就帮你”说法,到现在的“感觉良好就大选”的谈话,一再显现了他对于民主进程的不了解,或不尊重。我担忧的,不是在朝党因此失势,而是我们的民主进程因此而无法前进。

他还说,政治家看长远,政客看下一届大选。他则是综合体。至于比例多少,从以上谈话大家心里有数吧。

当洗黑变光天化日的例常公事,还有人嫌钱黑吗?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夫人。谁第一?

首相夫人目前获澳洲科廷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由于一些非议的声音,让这看来能为大马人脸上添几分光的事情,成了让国人脸红的国际新闻。

星期四开始,科廷大学官方面子书出现了大量网友的留言,质疑大学当局草率颁布荣誉博士学位。大家主要的论点有两个:

1)在校方发出的媒体文告中,首相夫人被称为马来西亚“第一夫人”。网友认为马来西亚第一夫人实属我国最高元首后,而非首相夫人。网友觉得校方有对国家元首后不敬之嫌。

2)网友认为论学识或社会贡献,首相夫人尚未符合有关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基本资格。怀疑校方有接受以金钱或其他条件换取荣誉博士学位的做法。

留言的网友绝大部分是大马人,有者以调侃的方式讽刺校方,有者希望大学撤回有关荣誉博士学位以保声誉。当中还有不少是该大学毕业生。有校友甚至贴上被撕碎的科廷大学文凭照片,更有人上传烧毁文凭的视频,以示不满。

校方在同一天就正式回应。校方是以首相夫人成立并带动Permata学前教育机构的社会贡献作为颁布荣誉博士的基础。然而网友没有因此息怒,更称Permata学前教育机构是一个政府机构,是以纳税人的钱成立运作的,首相夫人不该凭此获得荣誉。

而有关“第一夫人”的称呼,校方则将不会继续以“第一夫人”称呼首相夫人。校方声称接受使用“第一夫人”的称号已经触犯某些人,就此道歉,并将重新发布已更改这个字眼的媒体声明。

第一夫人的称号始于美国,然而这不是一个官方头衔。世界上第一个被称为第一夫人的,是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的夫人。1849年,在泰勒夫人葬礼上,泰勒在颂词里亲昵的称她为“第一夫人”。那被视为一种追思的荣耀。直到1860年,美国才有正式的“第一夫人”称呼。有趣的是,第一个用上“第一夫人”称呼的不是总统的太太,而是总统的侄女。美国第15任总统詹姆斯·布坎南是一个单身汉,他的侄女在白宫内执行传统上由总统夫人进行的职务,由于无法以总统夫人称呼,因而被冠上白宫“第一夫人”的称号。此后,总统夫人就自动被称为“第一夫人”,而这个传统也渐渐用于世界各地的国家领袖夫人身上。

后来,“第一夫人”或“First Lady”的称呼也不再局限于一国之首或领袖夫人。在人道与慈善领域有优越表现或领导地位的女性,往往都会被冠上“第一夫人”的称号。然而,无论在任何情况,绝少有人为自己冠上有关称呼。“第一夫人”的称呼,一般上都是因为民间的爱戴而给以的。

大马历届首相夫人,都扮演着亲善大使的角色。过去无论是媒体或官方活动,首相夫人仅以“首相夫人”作为称呼;而国家最高元首的太座,以仅以“元首后”称呼。基本上“第一夫人”的称号,在大马是用不上。在2010年8月,首相夫人带动发起了《世界第一夫人高峰会》,根据报道,世界各地有15位包括大马首相夫人在内的第一夫人、6位夫人代理及21位女性部长出席。从此以后,我们开始在首相夫人出现的场合发现有人给以她“第一夫人”尊称。

科廷大学这一回在其媒体声明中用上了“第一夫人”称呼,却引起里那么大的风波,到底是“网路暴民”的“暴力作为”,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马民间对首相夫人的态度?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信任,是一种选择。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是一种缘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却是一种选择。

我们对于陌生人很少自动投以信任,然而只要对方示出善意,信任就开始在逐步累积中。两个人可以从陌生到熟悉,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对他投以几分信任,放下几分防备。

信任有时候需要逐步累积。尤其是原来对对方的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都以对方是否有办法兑现自己的诺言作为投以信任的标准。可以是很小的事情,小致他是否守时,都可以是标准。每一步,都左右着我们的选择。

信任可以建立得很快,当对方给你的感觉良好,有时候更无需条件,你已经投以百分百信任。这种信任,可能因为别无选择,更多时候是你选择相信直觉。它,依然是一种选择。

信任的消失,也分为慢性与急性的。

慢性消失的信任,一般是因为一些因素,彼此逐渐疏远。当彼此对对方的生活少了了解,对彼此的个性转变无法掌握,由于对彼此再也无法捉摸,为免投以的信任被辜负,我们都会选择回收信任;直到有更巩固的理由重新累积信任。

然而,无论是慢慢累积的信任,还是快速建立的信任,都也可以瓦解得很快。尤其是当对方已经达到了你没有原因选择不信任他的时候,却只需要一个小事情,多年累积的信任可能就会在一夜之间彻底消失。即使是小谎言,只要那足以让人心痛、失望,就足于摧毁最深厚的信任。因为当我们被伤害以后,最不愿意承受的就是二度、三度、四度伤害。于是为了自我保护,我们会选择不信任。

信任消失以后,要重新建立,比从零开始建立信任的难度来得更加高。我们在潜意识里会把所有过去的经验累积存档,对于原本投以信任的对象,我们会选择批入黑名单。无论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逃避,这种选择在我们的情绪功能里是无法删除的。那是自动选项。

一直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对方从黑名单里删除。

这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因素。无论对方付出多少、说多少好话、给多少甜头、都必须要有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是无法量化的。它的名字,叫“诚意”。

诚意要如何定义?当你感觉到对方的悔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正感到惭愧、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彻底忏悔,一般上就会是诚意的起点。

这,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定律。而,一个政府与他的人民之间的互动,也不外就是这般道理。

人民选择不信任,因为伤害依然在。因为诚意还欠缺。如此而已。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发红包。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红包习俗。马来西亚华人一般的习惯都是把发红包作为成家以后的动作,而香港人的习俗则是凡有赚钱能力的朋友, 无论结婚与否,都有发红包的义务。

最近在电台节目里聊起了这个课题,到底那一个做法比较值得推崇。

其实红包的原意是压岁。这个传统始于父母亲为孩子压岁,在除夕夜将红包压在孩子的枕头下,压过了那一晚就是一年,就压过了一岁。而孩子在除夕也也有为父母守岁的习俗,除夕晚上不睡觉,为父母守过了那一晚就是一年,就守过了一岁。意义总是在为自己的至亲祝愿祈福。然而后来为何压岁钱变成了发红包的习俗,相信就该是本着为小孩祝愿,为长辈祈福的心情。大家的经济能力较好了,那么就不只为自己的至亲祝福,而将福报扩大到身边的朋友们。

与其不追究为何分发红包的资格在不同区域会有不同标准,然而以现代城市人普遍迟婚的现象看来,派红包这回事可能会渐渐变成中年后才能做的事情。也许一定程度上是和情理了。由于通货膨胀与生活压力,一个单身的城市人,在初踏入社会,要养活自己可能都成问题。80后的许多年轻人,许多虽然工作了,却还得以来父母的供养才能过得较舒服。春节还得发红包,必定会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那最后,这个压力就会落在他们的父母身上了。

以目前城市家庭都由双收入的趋势看来,除了新婚的第一个春节,结婚后两人只需要发一个红包,准备红包钱的压力相对减少。加上孩子同时候也会收到亲戚朋友的分发的红包,其实就等同于间接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了压岁钱。于是,分发红包这回事成了与为自己的孩子祝愿祈福有相同的意义,没有乖离传统上压岁钱的本意。

当然,有能力的朋友们无论是单身或已婚,若然有发红包为朋友祝愿的心,也不外是件好事。然而如果那成为了一种义务,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压力,间接造成年轻人避年,对春节失去热忱的现象。

我倒觉得分发红包的对象这回事值得检讨一下。不该以“未结婚”就应该得到红包作为标准。应该以“未有赚钱能力”作为准则。你们说呢?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夜车。

由于一个星期在电台主持两个晚上的深夜节目,常常必须在深夜独自一人开车回家。我其实相当享受在通畅无阻的城市公路上开车。少了繁忙时间的阻塞。也同时少了烈日下的高温折腾。

然而在深夜的城市公路开车,其实有好几个情况,会让人心惊胆跳的。

不止一次听说有人在夜里针对开车人士进行抢劫。手法有很多种,包括匪徒以撞击夜行车辆的方式制造假车祸,当司机停下看个究竟的时候,就掏出武器抢走财物车子。于是我常常提醒自己,除非车子被撞得无法行驶,在任何情况下发生车祸,都不要停车或下车;应该选择将车子开到最接近的警察局,马上备案。

另外担心的就是飞车党。深夜空气凉爽,许多骑着摩托的飞车党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在公路上飞驰。他们要寻找的是刺激与快感,人烟稀少的夜间公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然而不知道何时开始,速度已经无法满足他们,如果在公路上看见其他汽车,他们总会故意靠近,对深夜驾驶人士高声呼啸,有时候还会往车镜撒水与垃圾挑衅对方。

遇到飞车党,我唯有提醒自己保持冷静,不做出反击或冲动的回应动作。保持耐性很重要,不加速也不要显得慌张。飞车党很多时候是年少轻狂,不一定有刻意伤害他人的念头,一般觉得挑衅无效,会自讨没趣的离开。当然如果附近就有警察局或公寓警卫亭,也应该选择开进这些场地。于是,我尽量选择较多车子的路线,以避免让自己在公路上落单而轻易的成为飞车党的目标。

在深夜遇上交通灯其实是蛮令人懊恼的事情。如果遇上红灯,我自然会停下。但是当望后镜出现摩托车,心里就会有点紧张。破镜掠夺匪往往就会趁机会砸破你的车镜,企图抢走你车座里的财务。最轻易

的目标就是我的小公事包。友人曾经被强匪用重石头由驾驶座位车镜砸破车窗,然后探头进车子夺走放在乘客座位下方的公事包。当时候石头砸破车镜后直接压在友人手上,导致手骨多处骨折,在医院趟了一个星期。

如果遇上绿灯,我自然会继续行驶。然而开出路口的同时,心里还是会紧张。深夜开车的人,仿佛都有闯红灯的冲动。无论是为了躲避可能出现的砸镜攫夺匪;还是因为看见路上空无一车,没有耐心等待红灯转绿而选择继续往前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威胁。我不知道会不会就在同一个路口遇上将夜间的公路视为己有的司机。除了放慢车速,其实我只能无可奈何的听天由命。

前面几个忧虑,也许我们能将问题归咎于世风日下治安败坏。然而最后一项,我想是每一个驾驶人士都应该可以主动改变的情况。下一回,你在深夜空无一车的公路上遇上红灯,踩油门前进的时候,即使没有导致任何祸害,请你想一想,你制造的是大于一场车祸的祸害——你制造了千万个驾驶人士的恐惧。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

《记忆的群岛》

保罗。安德鲁 译: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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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读一本书不一定为了要得到什么新知识,也不为了要了解一个什么人。走进书局里拿起这本书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写书的是何等人。书名像是一个游人的笔记《记忆的群岛》。我随手翻开,看到这一段文字:

“当人不再有欲望,等待成为一件愉快的事情。我将以上这些词的所有意思都放进去,我将它们不断重复,我所说的依然可以站得住脚。当人不再等待,欲望成为愉快的,但也可以:当人等待,欲望成为更加愉快的;依此类推,无所谓。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重复好几次这句话,它的意义也不漏掉,它也不会像一个小铃铛那样回响,折射出世界的无意义。”

我没有犹豫的就把书抱在怀中。我决定拥有它。

这是一个聪明人在反复思考时低声呢喃的文字。我喜欢这样的文字。我后来和朋友分享这段文字,他们的表情疑惑,不解的问:那到底在说什么?我的回答是:那重要吗?

自己和自己对话的声音在空气里是无法制造声波的。愿意将之写下来分享的人都是聪明人。不一定因为他们真的比别人聪明,只因为他们一再的为自己制造更多和自己对话的机会。你在心理思考的第一遍,和你通过笔尖或键盘思考的第n遍,或许已经不一样了;然而,却一定会出现一个轮廓。这轮廓不一定长成你的模样,但是一定有嘴有脸。犹如你的身份证大头照,闪光灯留下的那幅错愕表情就永远在你的钱包里跟着你,可那看起来不一定像你。

以上这一段文字一定是经过多番思索写出来的。无论是为了写而写还是因为想而写,我认定他有更多好玩的思考在文字里游走。的确,他是一个无时无刻不思考的人。可是有趣的是,他的思考起点与联想点极少和人有关。有时候是一个景色,窗外枝桠神奇的转绿。有时候是一段路程,穿越花园到海边的路。有时候是一些声音,鸽子进食时无法停下的呢喃。有时候是一个梦。

也许最叫人惊叹的,是他泡在浴缸里,看见自己的膝盖弯曲冒出水面。他觉得那像岛。他想:“是否在圆形和人性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甚至构成性的关系?人身体上的孔都是圆形的,排泄物也是圆的:这难道不很令人惊讶吗?”然后,他建了一栋建筑。用人体弯曲部位和圆形的关系在陆地上建一座岛。我们凡夫俗子觉得那像蛋。那是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

写书人是保罗安德鲁。是法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29岁设计了法国戴高乐机场,声名大噪。然后设计了很多大型公共建筑物。建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时候,有人连署抗议那过于现代感的建筑设计。他只告诉自己:“没有什么能让我与建筑的灵魂和其内在的本质背道而驰,这才是最重要的”。

书封面还有那么一句副标:”建筑大师在想什么?“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这样就知道建筑大师在想什么,你会徒劳无功。你会读到的,是一个以设计建筑为专业、以诗人为中心的男人如何和自己相处。你会透过他,感受到一个广场的空荡、一个夕阳的焦虑、一面墙的感触。

我喜欢这样的文字。在思考的文字。

(本文刊登于星洲日报)

等待灵感。

大选的气氛越来越浓,从媒体到咖啡店、网上到美容院都有人在问同样的问题:你们说什么时候会大选啊?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有各自的道理,各自的逻辑。每一个逻辑都似乎很有逻辑,然而每一个逻辑听起来也很像流言。

朋友定了飞机票出国旅行,因为有人说大选很可能在那段期间举行,于是将飞机票给换了。从7月换到11月,然后又换去明年3月。最近又有人猜测3月会举行大选,他为了不错过第一次投票的机会,蠢蠢欲动的想要再次换机票。只是每一次换机票,都必须付额外费用。原本在优惠期买的便宜机票,如今已经比一般价码还高。

我认识一些活跃于民间社团的朋友,由于社团常有“可靠消息来源”透露大选日期,为了闪避大选,将欲大势举办的活动日期一延再延。三番四次的重新规划,浪费了不少资源。最后,“可靠消息来源”最可靠的的消息,仅仅是“首相改变主意了”。

说穿了,就是我们的选举制度有问题。根据宪法,我国的选举最长五年必须进行一次。届满五年后,国会将自动解散。解散之后,半岛地区必须在两个月内举行大选,沙砂则有三个月的期限。然而这五年期间,首相可以随时向国家元首提出提早解散国会的建议。只要国家元首点头,国会能够提早解散以举行选举。宪法里并未阐明提早解散国会的条件,首相有绝对的权利基于任何理由向国家元首提出建议。

由于时间表完全由首相掌控,国人除了察言观色,也真的别无选择。于是常听前首相用“等待灵感”的说辞化解坊间的揣测。有时候话传到了外国朋友耳边,都会脸色一青惊讶的问:“你们首相是艺术家吗?”

没有准确的选举日期,除了为一般民众造成困扰,也造成了不公平的竞选氛围。以过去的观察与分析,首相一般上都会选择在最利于执政党的时期提出解散国会的建议。也不难发现,在朝阵营不时作出一些试探性的政策,以探测民意。一旦觉得氛围不利执政党,就放缓脚步另选吉日。

这些小动作不但劳民伤财,也引起不必要的揣测。小则影响民间活动,大则影响投资氛围。试探性政策常常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政府的施政诚意也因此令人怀疑,即使再有诚意的政策,也会被解读为政治戏码。这直接打击了在朝阵营的公信力,破坏性何其大。

其实,首相应该以尊重5年一次选举的制度为大前提,非必要情况绝对不提出提早解散国会的建议。那么每一届选举成立国会后,下一届的选举期就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轮廓,人民与各政党都能够作出适当的规划。若然首相无法自律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推动修改宪法:在没有特殊或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首相不得提出解散国会的建议。

希望选改委员会,能够考虑修改举行闪电大选的相关条文,以打造更稳定并成熟的选举制度。

 (本文刊登于联合日报)